我院承办CUA第14次全国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专题会议暨天府泌尿肿瘤论坛

在未满18岁之前，如果证明有合法利益，儿童亦有权获得此种信息。

4、认识间隙（Epistemological gaps），意即选民们在获取民选代表的行为信息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而民选代表们在获取选民的需要、利益和要求方面的能力也同样非常有限。特别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颇具影响力的宪法学者戴西提出了闻名于世的法治理论，即依靠司法审查来监督已经能够突破传统宪政框架藩篱的、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迅即发展成为当时最令人着迷的法治理念[15]。

但值得庆幸地是，有关问责认识上的分歧恰恰构成我们展开学术研究的刺激因子，因为我们对未来所寄予的美好期望正是很好地扎根于对这种分歧的客观存在的准确认识基础之上的[41]。概括起来，这种天然间隙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1、空间间隙（spacial gaps），意即政府决策的地点总是与选民的居住地有一定的距离。从这一角度来看，问责与监督（Supervision）是有明显区别的，后者就好比看不见的眼睛，在黑暗中也能够运行，而问责的全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暴露在阳光下，其实公开的过程本身又构成对问责主体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问责之所以能够在民主政治中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在这场激烈的论辩中，主要可以划归为两类人，一类为支持联邦新宪法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s），另外一类即为反对新宪法的反联邦党人（ Anti-Federalists）。实践中，正是问责在其内部构成以及运行边界方面的游离和飘忽不定成就了其极具延展性和开放性的特质，我们对问责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必须依靠于实践中普遍存在并且极具感官效应的具体化的问责机制。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问责（accountabiliy）一词起源于古老的法语acont, 意即计算（computation）和说明(narration)。当然，某一种情境之下的问责主体可能在另外一种情境之下就成了问责对象。随着国民党政治式微，泛民进党体系会加速分化乃至分裂，形成岛内政治新均衡。

其二，美国政治是分权制衡的民主宪制，而不是独裁式的君主制，特朗普的个性正在与美国体制进行磨合，其对美国关于两岸关系的平衡外交战略之理解与遵守将逐步抵消当选后早期对外交议题的不成熟认知和不专业的唐突立场。台湾是中美关系及东亚国际法秩序的一个战略均衡点，和平统一或法理台独均是这一均衡点的结构性偏移，势必损及中美关系的总体互信和稳定。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区分事实状态和规范状态，前者指向治权，与实际统治有关，后者指向主权，与原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意志有关。第三，台湾民主化受本土主义加持，大陆维持集中性政治体制造成两岸政治差异放大，二者相互冲撞导致两岸关系由单纯的统一原则下国共内战竞争问题异化为台湾族群分离和独立问题，以及台湾基于现实政治考量而托庇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式帝国朝贡体系问题，复杂性成倍增加。

总之，文化台独的虚妄化、新南向的虚空化和政党政治的失衡化，构成对蔡英文政府执政初期的主要挑战。蔡英文政府的这一战略势必给台商和台资造成极大的负担与压力。

两岸关系上如何措置调整以回暖，是蔡英文2017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过，这又是一柄双刃剑，在台日亲密关系与原住民正义之间，民进党显然会进退失据。亲日带来的美化殖民历史和殖民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必然造成对日据时代原住民及其后裔严重的情感伤害。以目前台湾的政治经济综合实力特别是政府对海外市场的布局与影响能力，很难在与大陆的直接竞争中胜出。

蔡英文政府简单利用而不是理性引导民意流向，未必在整体上对台湾民主有利。台湾的面朝大海，带来的不是春暖花开，而是飘零无依，其最终命运指向不是逃逸，而是回头是岸。高金素梅的质询反映出台湾本土史观内部亲日与反日的两种声音，从而昭示着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裂变。此外，以高金素梅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史观如何在反日基础上激发出一中意涵，也是两岸关系发展远景的严峻挑战。

中国古代的赵氏孤儿就包含了古典秩序变动的政治悲剧意涵。其四，特朗普总体上是反联邦党人传统下更为注重美国本土利益和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家，不是联邦党人谱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因此对盟友体系内的道义责任将让位于更为精确的利益计算以及背叛成本的关联核算，其对台湾做出背信弃义之事严格符合其利益哲学。

对此，两岸同胞尤其是法律学者需要聚焦宪制建构议题，澄清误区和含混，寻找妥切理论方案，甚至需要激发制度想象力进行创造性设计。但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和公开性的政治，是一种和平与法治化的政治，超越了野蛮的同态复仇和赢者通吃，以一种理性的节制美德对待新旧秩序及建立民主政治牢固的认同基础。

美国在民进党的台独梦中并非真正的天使般形象，在反对大陆和平或武力统一台湾的同时，亦反对民进党的激进台独。特朗普当选终结了美国主导的TPP进程，但类似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贸易协议未必不会再次出现，台湾所陷入的选择困境并未解套。一国两制在体制安排上已然两相成全，高度灵活，本是对台方略，港澳先行先试，具体成效尚需检验。新朝贡论不是一种成熟理论和成熟方案，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模糊处理两岸关系定位，积极开展抗衡性外交，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提升经济自主，放任岛内去中国化系列取向，这些行为固然是其兑现竞选承诺及研判内外形势的产物，但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而一系列内外挑战也将纷至沓来，比如台湾按照惯常谅解参加国际组织会议更加困难，邦交国断交风险加大，国际空间大为限缩。民进党的台独取向和转型正义包含的亲日操作，正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撕裂台湾民主基础和宪制共识。

日据是偏弱版的去殖民化论述，包含日本占据台湾的非法性和纯粹事实性特征，不大承认日本殖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表述已有中性化之嫌，对日本殖民史已然缺乏政治批判意识。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需要理论想象力，也需要历史和时运，是东西文明冲突、国际关系范式冲突和体系性力量冲突的敏感点、前哨位和拉锯平衡线。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过度清算式的转型正义本身正在背离正义的轨道而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暴政和新式政治专制，而且可能决定性地损害台湾民主秩序的竞争性基础与结构，有过河拆桥的政治不道德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潘恩式政治激进主义思维，是法兰西式的广场运动激情，将对台湾的政治与文化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负责任的台湾政治精英不应简单顺应这种民意的情绪化指向，而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精神来做好解释和疏导，以共同团结而不是继续斗争的方式巩固台湾民主的社会基础。甚至，大陆比台湾有着更强的主权理解与维护的意志和负担。

如今，这种历史上的政治分野重现于台湾原住民史观争执与民主政治过程。台湾民主化中的转型正义有标准模仿的倾向，但演变至今已有些变味，在民主化外衣下包含着谋求独立及反民主的长期政治垄断意图，包藏私心，矫枉过正，恐非一般民众所理解或期望的那般。五、转型正义的异化与台湾民主的文化危机 两岸宪制危机与民进党推行的所谓转型正义之异化与去中国化密切相关。台湾的历史与核心价值观显然不可能仅仅是自由、民主、平等这样一些普适性、通用性的价值，必然还包括中国传统所提供的礼义廉耻、诚信、友善、合作、和解等价值观。

第五，石教授所论仍主要立足台湾，寻求主权地位与朝贡表面义务双向落实，在联合国与天安门上两张面孔，确属新思维，但已突破一国两制底线，而且忽略了美国作为优先宗主国的政治事实，无法识别和确认作为最大前提的一国之真实性与存在内涵。台湾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不在于其本土文化，而在于秉持文化开放性而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完美结合，其人文力量与科技文明概源于此。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寻求合理出路，还需要观察，或者还需要民进党继续完成这份未完成的答卷。蔡英文就职以来，两岸关系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关于两岸关系的宪制定位与制度性建构，仅仅停留于九二共识显然是不行的。从经济理性上看，台商与台资很难断然为了政治利益而放弃大陆市场，更难放弃搭一带一路便车的经济机遇。

新朝贡对主权思维的超越性以及原民史观内含的去中、反日双重性，确实标志着台湾政治与文化精英在蔡英文时代的两岸新思维及历史观出现重构趋势。笔者认为对电话门事件带来的稻草效应不必过分解读，特朗普也不可能为台湾提供超过既往框架的安全保护，更不会在台独这样的激进立场上支持台湾而得罪大陆： 其一，特朗普目前属于国务学习与政策试探阶段，尚未实际履行职责，其所有承诺和表态只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特征，不可作为定论。但客观看待历史，这些党产中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不能简单以今日的民主法治标准衡量，否则就有溯及既往的恶法化之嫌。但经过蔡英文政府的反复炒作和过度放大，这种转型正义的延伸工程很可能最终成为台湾民主的负资产。

李明辉警告表明，文化台独及其近期表现已突破台湾自身文化及宪制的基础层面而扩大成一种自我挖根式的文化自伤，其长远的文化与政治代价并非目前鼓噪文化台独的政客及青年人可以想象和承受。我愿意以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教诲加以提醒：文化高于政治，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共同建立和维系的秩序整体。

尽管如此，自二二八事件起，国民党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构的训政体制下毕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迫和伤害。日据时代，本就有亲日的既得利益者和反日的受害者之别，多数人沦为受害者。

（一）文化台独与李明辉警告 台独是民进党的建党纲领，在全面执政背景下自然成为最大的政治诱惑，但也构成了极大的政治陷阱。两制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并行不悖，其具体前途与融合程度留待未来的世代与实践予以解决，在此之前，两岸作为一个主权之下的两个治理体系可以在宪政安排上进行一定的制度区隔，而不必罔顾实际的政治差异而追求激进的政治一体化（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社会主义化）。